明星丑闻频传 文化市场更需要品行

记者 刘阳 陈原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第六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颁奖最近在浙江举行，我们欣喜地看到又有80位艺术家荣获“德艺双馨”的称号；8月2日，19位老一代艺术家将聚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用真嗓子为新中国六十华诞放歌，他们拒绝假唱，身体力行，垂范文化舞台。但是，经常活跃于文化市场的另外一些明星，却一再陷入吸毒、假唱、交通肇事、为虚假广告代言的丑闻中。

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和许多人效仿的对象

今年5月的一天深夜，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娱乐场所，一群人因涉嫌吸毒被警方拘留，其中竟然有满文军的大名。这位因《懂你》而闻名歌坛10几年的歌手，忽然间令人感到“让你的天空最美”原来并不美，那一首首情深意长的歌曲也顿时变了味道。

今年6月初的一天凌晨，一辆无牌奔驰车与一辆出租车在北京高碑店北路相撞，出租车内3人不幸受伤。奔驰车司机在事故后居然弃车逃逸，直至当日下午4时左右才到北京朝阳交通支队接受调查。此人原来就是屏幕中一向以正直善良形象面对观众的演员周杰。

满文军已经公开道歉悔过，周杰对调查结果还持有异议，其实，无论他们所涉案情究竟如何，在此之前，文化市场最为叫座的名人们早就不断出现在吸毒、涉黑、有伤风化和交通肇事的名单里，有人因而被拘押，有人身败名裂，有人命丧黄泉。此外，“名演员为虚假商品代言”、“著名艺术家为获取高额报酬不惜在不良广告中现身”等等新闻也接二连三地成为媒体爆炒的焦点,严重影响了文化市场的声誉。

我国的文化市场，从创作、制作、演出到广告宣传、衍生产品，已经日益走向成熟，规模越做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但是，文化市场的主体是人，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的品行也直接关系到文化市场的品质和成败。

当满文军在屏幕里唱响《懂你》时，画面显现的是宋春丽的“母爱”形象，那一组镜头曾经打动了多少人。“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心中苦和乐——”但现在，网络竟然传播着改写了歌词的《懂你》，里面充斥着调侃和挖苦。一位曾经热爱《懂你》、崇拜满文军的少年发出这样的帖子：我自幼失去母爱，只有在你的歌声中体味和想象，但你如今彻底玷污了我心中神圣的母爱。

周杰在《还珠格格》里饰演的尔康，让多少青少年观众为之痴迷，公正、善良、果敢、阳光，为了纯洁的爱可以舍弃一切。可是当媒体公布他“肇事逃逸”后，喜欢他的众多网民开始怀疑他的人品，连尔康等屏幕形象也受殃及。臧天朔的《朋友》曾经是许多歌迷抒发慷慨、豪爽、大方之情的首选歌曲，今天，一些网民已经拿这当作江湖黑道的代言。

由于一些明星为一些商品做形象代言，形成了虚假宣传，误导、欺骗了消费者，导致投诉日益增多，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为此曾专门发布《致社会名人明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文化市场中的名人洁身自好，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可见，明星代言商品带来的负面作用已经对文化市场形成了危害。

不管这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但同样的事情，人们对文化名流的期盼就是与众不同，即使在文化市场之外的公益事业中也是如此。去年，汶川大地震，艺术界自己的捐款和举办的筹款活动始终成为社会目光的焦点所在，不到10天，艺术界就向灾区捐款近2个亿，大众因此看到了“偶像”的为人；由全国演艺界参与的《爱的奉献》电视节目直播四个小时，募捐善款就达到15.74亿。在平时的慈善事业中，明星的公益广告、明星担任的爱心大使、明星组织的捐赠活动，也总是比别人更能吸引公众，因为他们格外相信自己心仪的艺术家。

“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道德失犯，在所难免，但他们毕竟是公众人物，是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偶像。每次艺术家涉嫌违法乱纪时都会在网络和媒体中引起广泛争论，热议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在社会中的分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犯事，大众对他们的品格期待显然已经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左青说的这番话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

曾在歌坛驰骋30年，如今已经担任中国文联演艺管理中心主任的郁钧剑对演员的境遇也深有感触：“在媒体开放、网络发达的今天，文化人，尤其是明星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曝光，甚至被夸大，以便制作成花边新闻，填塞每日的娱乐版面和娱乐栏目，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文化明星必须时刻谨言慎行。”

品行标准几十年来尽管一再变化，但不能连普通公民都不如

观众将舞台和屏幕中的正面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将反面人物作为丑恶形象警诫，是欣赏史的传统，因喜爱艺术作品里的人物进而喜爱演员，也是悠久的习惯。但是，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艺术家都以品行操守作为从艺的基本。

“在台上一站，你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水平以及对角色的创造程度，什么也掩盖不住。”老一代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于是之的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们那代人对私人品行和舞台表演之间关系的看法。年近九旬的秦怡，这位艺术界的风范人物，不但以独具的表演风采打动了几代人，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在屏幕，在家庭，在任何公共场合，以高尚的品行为人处世。汶川地震之后，她倾其所有，捐款20万元，赢得千万人的由衷赞叹。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品德修养依然是从业人员的自我要求。当时在舞台上以塑造江姐成名的歌唱家金曼回忆说，那时的演员都十分自觉地向自己塑造的正面人物看齐。在排练歌剧《江姐》时，他们的条件艰苦，没有排练场，只能在食堂进行，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走也是导演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说个不字。自己的工作做完了，还会自觉自愿地帮助其他人。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只有具备了主人公的思想境界才可能演好唱好角色。

现实生活中有品德问题的人不可能演好角色，这是一个时代对演员的社会共识，尽管事实未必如此，但这样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影响至今。近十年来，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明星效应成了社会一大风景，靠一场晚会、一首歌、一部影视剧红遍天下成为时代的特色。无数青少年男女想方设法挤入这一行当，梦想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明星；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表演学校和专业应运而升，每年吸引了数百万考生；而已经进入这一行当的男女则千方百计打通各个关节，以图一夜成名。已经成为明星的演员，豪宅、名车、珠光宝气，一掷千斤，社会地位一路升高，也使他们在各种场合有意无意地享受了特权。全社会更是为文化市场的明星效应推波助澜，媒体整版整栏目地辟为明星专场，甚至有些地方领导还用公款追星。在文化市场的造星追星的浪潮中，从业人员的品行却被忽略，因为道德似乎在明星效应中不占什么分量，人品如何并不影响成名赚钱。而且，有人将文化人的一些品行看作世界性问题，还刻意效法，这也使文化市场对个人品德更加放任。

究竟什么才是文化市场必须遵守的道德，优秀从业人员的品行具体指什么，30年来议论纷纷，并不一致，不妨继续讨论，但是，连普通人都需要遵从的道德、一个公民都能够达到的品行，身为文化人，尤其明星，居然都不如，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是否应该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具备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水准？

“职业的特殊性使明星们拥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话语权、形象展示机会和公共媒体资源平台，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比普通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赋予了他们潜在的社会教育职责，”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晨虹教授说，“正如教师必须做到为人师表一样，明星们也应该做到德艺双馨，他们不仅是艺术形象的创作者，更应当成为社会守法守德文明形象的引领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也指出，明星们在享受到一些大众无法享受的利益的同时，必须为其自身的公信力付出代价。“明星有义务为社会道德的维护和建设承担相信的责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大，其责任就越大，权利和义务必须匹配。”

然而，面对近年来演艺界频频曝光的道德出轨和违法犯罪事件，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此类事件的高发率。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马皑认为，曝光率的增加，并不等于明星的违法犯罪机率就比普通人群高。他指出，媒体和公众对这一特殊群体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明星违法犯罪的机率。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关注，使一些明星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错觉，放大了其职能带来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作为普通公民应具有的遵纪守法的基本素质和义务，从而赋予了他们心理上的“特权”。

尽管公众对明星的社会道德普遍持有较高的期待值，但遗憾的是，目前不管公众还是明星自身，对明星所具有的社会教育职能认识却还相当不足，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一群体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和商业价值上。而具体到明星个人，是否愿意主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则非公众的心理预期可以决定，个人的道德操守更多地取决于其自我定位和道德水准的高低。

“自我效能感越强的人越容易有侥幸心理，明星们在公众中寻求到的自信心，使他们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比普通人更加侥幸。”马皑说，以酒后驾车为例，普通人对法律风险的预期一般是50%，而对明星来说，由于其特殊身份赋予的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普通人通常以结交明星为荣，警察执法时往往因为“脸熟”而对明星网开一面等等，使他们更易逃避法律惩罚，从而将风险预期降低至25%，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认为具有规避法律风险的能力，从而不惮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马皑还指出，面对法律的惩罚，明星却表现得比普通人更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受到法律制裁，明星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利益的损失，还包括未来可预期利益的损失。”于是，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况也就频频发生。

在近年来公众对明星的评价体系中，“最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的评选往往针对的并非艺术水平的高下，而更多考察的道德水准的高低。“现在公众开始越来越看重明星的道德素质，在艺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艺术水平不能成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综合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必须加强。”葛晨虹认为，要使目前的状况得到改善，必须改变艺术人才评价标准单一化的模式，加强公众和明星自身对其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

虽然我国文艺界一直将“德艺双馨”作为对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最高要求，但比较历年来德艺双馨推选活动和其他艺术奖项则不难看出，艺术类、时尚类奖项的奖金远远高出德艺双馨评选，更多时候，德艺双馨艺术家获得的仅仅只有名誉上的褒奖，与其他奖项获奖者的名利双收形成鲜明对比。道德激励机制的匮乏，使文艺界重艺轻德的倾向未能有效遏止。与此相反的是，在面对文艺界人士因道德出轨或违法犯罪而受到的处罚时，经济惩罚却成为更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对此，周孝正指出，文艺界内部的奖惩制度必须分明，这样才能对文艺界的道德水准进行有效约束。他特别强调，惩罚的形式应该多样化，在明星们经济条件普遍较为雄厚的条件下，不应仅将罚款作为惩戒的唯一手段。

还有人认为目前文化市场从业人员品行水准下滑与经济危机有关，经常与文化市场打交道的星光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喆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经济危机是所有行业都面对的问题，相对而言，对娱乐业的影响不算很大。他们的品行问题显然不是环境所逼，而是自身道德观所致。挣钱的机会多了，却不提升精神层面的要求，这正是这行业浮躁的体现。文化市场从业人员应该形成健康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延长职业生涯。

无法回避的是，揭开浮华的外衣，文化市场的从业人员,包括明星们,仍然是普通人群的一部分，他们表现出的种种言行，实际折射的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道德修养状况也是当下浮躁的社会心态的缩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求明星们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水准，并非易事。”马皑认为，文艺界道德修养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全社会道德修养的建设和维护，只有当社会整体道德风尚得到健康发展，某个人群的自我认识和修养才能进入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