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平庸是文学最大的敌人

——答《信息时报》记者卢小狼

采写：卢小狼

[ 编者按：2007年岁末，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举办“广东文学评论前瞻与发展研讨会”，来自广东省的四十位中青年评论家汇聚清远市，评论家们认为，在商业时代中评论处于近乎失语的状态，这与学术和文化体制有关系，但更与个人的生命激情需要有关系。文学批评的被忽略或许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但其应有的声音在哪里。2008年年初，三位广东评论界的评论家（谢望新、谢有顺、蒋述卓）再次相遇，接受信息时报采访，关键词为“敌人”、“问症”、“涨潮”。]

信息时报：广州文学评论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评论精神？五年前您比较乐观的估计了未来，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谢有顺：我1998年才移居广州，因此，对于广州文学评论的过去，并不熟悉。但我想，评论精神的核心关乎的是一个人如何理解文学和解释文学。早些年广州的文学评论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多，可是，当年在全国很活跃的广东评论家，这些年我和他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热忱和不同凡响的思想见地，这其中既有饶芃子教授这样的大家，黄树森、谢望新、程文超这样的名家，也有时至今日创造力依然旺盛的蒋述卓、陈剑晖、郭小东、陈志红、陈实、钟晓毅、艾云等人，这还不包括已经离开了广州的殷国明、张柠等著名人士——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群体，塑造了广州文学评论的整体面貌，它自由而开放，理性而谦逊，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也许并不前卫，但批评中的建设精神却比很多省份都强。我一直对广东的文学评论队伍予以较高的评价，现在的看法仍旧如此。文学评论在各地都是寂寞的事业，但在广州，一直活跃着一批有专业深度的评论家，它比起北京、上海或许尚有较大差距，但较诸全国的多数省份，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近年洪治纲、荣光启、刘起林这些青年才俊先后移居广州，一个新的广州评论群体正在形成。许多的时候，广州的评论声音被忽视，仅仅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评论家不屑于去制造过多的话题而已。

信息时报：文学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如果评论家也失去社会影响力情况会更糟糕，您如何看待广州文学评论家的影响力？

谢有顺：影响力是相对而言的。靠文学评论来影响大众是一种文化幻觉。文学评论的出路，不在于向外寻找影响力，而是要首先获得文学界的尊重，也就是说，文学评论要就文学本身的问题作出更多准确、有效的阐释，从而体现出自己的专业精神和写作难度。而就专业意义上的影响力而言，广州的文学评论家并不是毫无优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影响力有时的确受限于地域文化，而没有获得更大的延伸。

信息时报：在广州，评论家与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其他城市是否有所不同？

谢有顺：别的城市如何，我并不了解。但在广州，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良好，这一方面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写作的平和气氛，另一方面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精神惰性——作家缺乏鞭策的力量，易于陷入自大；批评家缺乏介入文学现场的自觉，失去了助推本土文学发展的众多良机。平庸正在成为广东文学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

信息时报：广州有骄人的媒体资源，但给予文学评论的空间并不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评论家应该如何去争取和适应这些资源并扩大文学的对话视野？

谢有顺：文学评论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成为媒体的宠儿。广州的媒体固然不会特意为文学评论创造空间，但依我个人的观感，好文章也不愁没有版面和阵地亮相。文学评论的确不该是书斋里的苍白想象，它理应强有力地介入当下的文学现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评论家们具有高度的精神敏感和切中要害的文学分析，并分享更多的文学话题，敞开更多的文学可能性。一个评论家，如果无法对文学的现状作出及时的反应，对文学的前景也提不出任何创见，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在更大的视野里找到观察文学的个人视点，那么，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可有可无。媒体是不会对没有分量的话语抱任何兴趣的。就此而言，广东的评论家还需要扩大眼界，多关心这个大变动时代里的文学命运。别人可以轻看广东的文学、文化，但我们自己却需用足够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来证明自身的实力。文学评论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信息时报：您认为当前能够代表广州特色的作品和作家有哪些？这个问题再放大一下，您认为当前具有中国精神的作品和作家有哪些？

谢有顺：已经成名多年的作家，我就不去评论了，因为他们基本已经定型，奢望他们今后再有重大突破是不现实的。我希望广东的文化官员和文学从业者，都能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兴的作家身上。广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大量移民正在成长为影响广州的核心力量，因此，我们对广州的文学理解，也应是开放的、变化的、进步的，如果仅仅把广州特色理解为是民俗意义上的符号或情绪，那就太狭窄了。正如卢卫平、郑小琼、谢湘南、王十月、吴君、盛慧、央歌儿、刘利、塞壬、谢宏等一大批作家笔下的移民人群的生活，也是广东经验的重要侧面一样，我想，像魏微、盛可以、黄咏梅、李傻傻、盛琼、东荡子等外来作家眼中的广州生活，也是文学广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用更加宽广的视界来理解变化中的广州和正在广州崛起的新的文学力量。

信息时报：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参与过一些世界性公益活动，比如莱辛到过津巴布韦，奈保尔长期旅居印度，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等都参与过大量政治活动，而我们的作家大多数都坐在书斋里，您认为这会是一种差距的原因吗？能否谈一些您的看法？

谢有顺：作家参与现实的方式有许多种。中国作家长期处于独特的国情之中，不好拿奈保尔长、马尔克斯等人的写作来简单比照。但我同意你的观点，一个作家若长期坐在书斋里，他的精神触觉就会迟钝，他的想象力也会枯竭。我曾说，中国作家沉迷于闺房写作太久了，现在到了重提旷野写作、荒原写作的时候了。什么是旷野写作？就是要让作家意识到：除了欲望，还有精神；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一己之悲欢，还有他人之痛苦；除了肉体的卑微，还有人心的光辉；除了一种匍匐在地面上的人生，还存在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庄严的人生。也就是说，在文学世界里，除了个人的那点细小的经验，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和书写的广大世界。文学讲述生活，但不等于让我们接受现在这种忍气吞声的生活；中国人再这样粗糙地活下去是可怕的，而要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人心开始——以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历程看，文学正是改变人心的重要载体之一。只是，今日的中国作家，还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正在发生这种微妙流转。

信息时报：“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体会过悲观，他的精神是不太健全的。”这是您在五年前接受采访时提到的，您认为当前可以体会到悲观的作家多吗？作家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评论家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谢有顺：悲观是二十世纪来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之一，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境遇正在变得破败不堪，前行的道路困难重重，我们没有理由轻易乐观。作家理应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先觉者，他若能具有一种悲观体验，这就意味着他有一种自省意识，一种面对生存困境的勇气——具有这种意识和勇气的作家还是太少了。并非一切的悲观都是消极的，相反，文学意义上的悲观体验，恰恰可能是一种在写作绝境中的新生，它常常是积极的。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中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就是一种对生活悲观却积极的反应。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说的也是相似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既要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也要告诉我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和可能是怎样的；评论家呢，则要不懈地为真正的文学正名，从而使一批有力量的作家得以站立起来。

信息时报：作为综合媒体来说，应该如何来推动文化的进程？如何成为文化与大众的一个桥梁？

谢有顺：文化是一种精神，媒体也是一种精神的表达。只要媒体在任何时候都不失去理想，不忘记培育一种建设性力量的生长，她就是在推动文化的进程。公众的心灵能从媒体中获益，这本身就是文化教育。

信息时报：您认为媒体的文化副刊坚持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在广州，媒体文化副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

谢有顺：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属于广州的文化副刊的观念。但凡副刊，无非要坚守两点：一是要呵护清洁的精神，二是要展示出汉语的优美和简洁。

信息时报：最后一个问题：请您再预言一下几年后，文学与文学评论的状况与环境？

谢有顺：我从不预言，但我希望文学和文学评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失去观察世界、抚慰人心的力量。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被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为“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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