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仕而优则学”

黄国荣

“学而优则仕”，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就听老师说过。老师拿它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时，总在前面加“孔子说”，或者“孔圣人说”。我们的老师倒是没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诱惑我们，还是很讲究品位，也很注意时代性。直至今天，无论领导、老师、还是家长，常常仍以此在鼓励年轻人、学生和自己的孩子好学上进，期望他们将来成长为国家栋梁、出人头地、耀祖光宗。

我发现无论领导、老师、还是家长，在运用这句话的时候，存在一些偏差。其一，这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论语》在《子张十九》中第十三自然段，录了子夏的语录；《论语》不是孔子的个人语录专著，而是诸子和孔子弟子语录的集锦。其二，应用不全，断句取义；子夏的原话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是一句对仗辩证的句子，拆开单用后半句，破坏了这句话的完整和全义。其三，理解有误差，或用意有偏差。有些人把“学而优则仕”，理解成“只要学习好就可以做官”，这显然与原文的意思有差异。“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它的原意用现代语言来说，一般为“做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或者“官做得好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得好有余力，就做官。”这儿的优，不只是“好”，还有“余”的意思，理解成“有余”更合适，它包含了好之后有余力的意思。由此可见，子夏说这句话的原义，不是把 “学习” 与“做官”当作互为因果的关系，这里的“学”和“仕”，是“研究学问”与“做官”，是两种互为相关的职业，他是要劝受众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对“学习”和“做官”作出适当的选择。

“学而优则仕”，古人今人对它已相当重视，我在此不想赘述。“仕而优则学”，似乎未曾让“仕”人关注并践行，连说的人也不多，以此为座右铭时时鞭策自己的人似乎更少，故我想罗嗦几句。去年中央和国家十几个部委向全国联合发出通知，号召掀起全民阅读的热潮。事物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号召什么，往往是什么不行。号召全民阅读，是因为全民读书的人太少。既然中央和国家号召了，又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弱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这些为“仕”的官员就责无旁贷，应该鲜明地打出“仕而优则学”的口号，给老百姓做个带头读书的榜样，何况身为官员，更有及时“充电”的迫切需要。对此，窃以为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

其一， “仕”要“优”，必“学”“优”。在远古时代，做官乃至做皇帝，靠举荐，“毛遂自荐”、“举贤不避亲”的典故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佳话。舜，当时也是经四岳荐举才让尧发现，经尧亲自考察后，才把帝位禅让给舜。到三国，魏国司空陈群创立了九品制，在郡县设中正一职，专门评定人才高下，分为九等，按等量才录用。到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由诸州岁贡三人，有了科举的刍形。至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考，国家开始正适用文化考试来选拔人才。到唐代，科举制度就已经相当完善。明清的八股试士，仍然沿用了科举制度。直至今天，我们提拔干部仍然有一条学历的规定。由此可见，“学问”是历朝历代做官的一个重要条件。做官必须得有学问，不学无术，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担当不了重任。

其二，“仕”未“优”，更需“学”。古往今来，无论国君还是文臣武将，凡青世垂名者皆是有学问的智者。黄帝就开始观测太阳的运行，推算历法，预知节气日辰，按四时季节从事农耕，驯养鸟兽蚕虫。尧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历法，用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春夏秋冬四季，教民众按时令耕作。舜通过观测北斗星，考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协调校正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长短。他还统一了音律和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修明礼仪。周文王的《易》（后称《周易》），其学问之深、其智理之奥妙，今人读来，如读天书。尧、舜没有文字著作留世，但翻开《大学》、《中庸》、《尚书》、《论语》和《孟子》，其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理论依据，全是尧舜的实践和主张，仲尼的全部思想和理论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悬梁刺股”是人们常用来教育孩子勤奋苦读的典故，苏秦正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才如此“仕而优”。“兼并诸候，统一天下”的主张不被惠文王采纳，他立即离开秦国，说服韩、赵、魏、齐、楚、燕六国君主合众连横抗秦。他成为盟约长，身兼六国的国相，在秦国气霸天下的威势下，苏秦出行各国如君主一般气派威风，他的智慧来自苦学。

秦孝公靠商鞅富国强兵的方略称霸列国，秦始皇靠满腹经纶的吕不韦和荀子弟子李斯的辅佐统一天下，刘备靠诸荀亮的宏才大略与强大的魏国和吴国三足鼎立天下。康熙的一部《康熙字典》让他成为清宫十三朝皇帝中的皎皎者。古往今来，没有学问和智慧的人做官，有过；但没有学问和智慧的人成大业成大事者，没有过。“学”不“优” ，“仕” 何以能“优”呢？

其三，仕而优则学。毛泽东老人家可说是光辉榜样。他老人家师范毕业参加革命后，才开始接触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一副对子，给那些主观主义的官僚画了象，那对子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种“根底浅”、“腹中空”的“钦差大人”，现在就没有了吗？我看不简得。现如今有些干部，作报告写文章，那怕一个即兴致词，也要由写作班子服务；大小官员讲话都是照本宣科，不是重复上面领导的讲话，就是照搬报纸的社论，没个人见地，更没思想。纪录片中的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作报告，很少见他拿讲稿，即兴演讲，听众掌声雷动。他一边学习，一边领导革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四卷不朽著作。建国后更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点评了二十四史，圈点了《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直至晚年，他的外事活动都在书房进行，书架上摆满了夹着他批注的各类古籍图书，他诗词、书信和演讲中所引用的典故史料，是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见证。他的豪放诗词，他的潇洒书法，是他学养和素养的综合反映。

孔夫子有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绝非给他人看。“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圣人对光阴和知识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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