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尊崇卢梭的三个人的不同

蒋丰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敬慕法国那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卢梭，大概是不好统计的。其实，至今为止人们对卢梭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誉之者认为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教人认识和表达自己的内心。毁之者则将现代极权国家的兴起直接与卢梭勾连在一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流浪儿童的口说出，19世纪的一切动乱“是伏尔泰的罪过！是卢梭的罪过！”法国大革命中的血腥惨烈、20世纪极权国家的恣意人祸，据说都与卢梭的理论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三位敬慕卢梭的人。当然，在中国绝对不会仅仅是这三个人敬慕卢梭。

一位是柳亚子先生。据说，柳亚子16岁的时候读到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深为敬慕，于是自己改名为“人权”，号“亚卢”，把自己比为“亚洲之卢梭”。他发表的大量鼓动革命、宣传民主的文字，都是用“亚卢”的名字发表。有人说他后来其所言所行，风骨铮铮，诗章恣肆，很有卢梭式狂飙突进的韵味。不过，我看到柳亚子后来读大宋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也是非常崇拜，又改名为“柳弃疾”、“柳稼轩”。这在他的后人柳无忌主编的《南社人物传》一书里面说的清清楚楚。到了而立之年前后，柳亚子接触到马列主义，又自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自称为“李宁私淑弟子”（“李宁”是当时对“列宁”的另一译法）。依我看，柳亚子到了晚年恐怕谁也不崇拜了，特别是与毛泽东有了那样一场诗歌的交锋后，他就只是“自恋”性地崇拜自己了。

再说巴金老人。巴金尊崇卢梭，在文章中曾称卢梭是“永远鼓舞我的源泉”。1981年7月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也还是坚称“卢骚是我的第一老师”。这篇文章最近又被收录进“《收获》50年精选系列·散文卷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因此得以更加广泛的流传。卢梭，因为有其真诚真实的《忏悔录》而闻名全球。记得当年我们作为中央讲师团成员深入到吉林省和龙县的一个风雪飞扬的夜晚，大家盘炕围炉而作，天南海北地神聊，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卢梭。当时，讲师团一位副团长问道：“今晚有谁能比卢梭说得更加坦诚、更加彻底吗？”顿时，室内安静下来，没有人接这个话茬。现在，我则想说，在中国，巴金老人晚年的《随想录》被称为深受卢梭影响的“中国式的《忏悔录》”。那也好，就不要与法国的卢梭相比了，在中国，如今有能够与巴金《随想录》堪比的真诚与真言吗？

还要说一说杨沫女士。这也是一位卢梭的崇拜者，不知多少次说过“我很佩服卢梭，很佩服卢梭”，据说晚年还很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在我看来，杨沫把卢梭式的真诚作了另一种发挥，不是用来解剖自身，而是指向他人。她那一时曾洛阳纸贵的小说《青春之歌》，不会看的人只会重视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会看的人知道其中“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与她曾经同床共眠的张中行先生。因此，中国的文学评论界现在不要拿卫慧、绵绵、虹影“说事儿”了，写自己的男人，在女作家中早已有之。倒是杨沫的儿子老鬼后来“带着卢梭式的《忏悔录》还原出真实杨沫”的《母亲杨沫》一书，对了解杨沫很有参照价值。杨沫那种因为“羡慕”卢梭生下就被送进育婴堂的经历而把孩子也送到寄宿学校的事情，那种把“羡慕”卢梭“受虐”与“自虐”的心态迁移到孩子身上,要么自己亲自动手殴打，要么在丈夫打孩子的时候自己在旁边“观赏”，然后还指点着说：“不要光打一边屁股，把那边也打几下”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杨沫的真实。

所以，喜欢什么人是次要的，喜欢什么名人更次要，“名人元素”在自身的变种与裂变，才是更为有意思的。在中国，柳亚子因敬慕卢梭而变得“狂”，巴金因敬慕卢梭而变得“真”，杨沫因敬慕卢梭而变得“虐”，就是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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