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60年

陕西日报2009年9月25日

《陕西日报》编者按：从1954年11月8日，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成立至今，省作协会员从当初的20余名，发展到今天的近3000人队伍（其中有近300人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充分显示了陕西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之路。陕西文学历经数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大批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享誉文坛，可谓姹紫嫣红、硕果累累。无论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老一辈文学大家，还是后来者路遥、邹志安、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叶广芩、红柯、李春平等等，他们一贯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和创作激情，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走进生活，创作出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和火热生活的优秀作品并且享誉文坛。陕西取得的重要文学成就引起了业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创业史》《保卫延安》到《人生》《白鹿原》《秦腔》等等；从柳青、杜鹏程到文学“陕军东征”等等，可谓佳作不断、群星璀璨，那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打造了一张张精美的“陕西文学名片”，使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拥有了一座丰厚的文学宝库，奠定了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重镇地位。今天，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来回顾陕西文学走过的辉煌60年历程，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也向那些辛勤耕耘在文学热土上的作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陕西文学的前三十年

韦  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西安解放，应该说是陕西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篇章的开始和巨大成就的起点。在此之前的西安，虽然也有个别文化名人（如郑伯奇）和一些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基本上是荒漠一片。

1949年的夏季，一批身着灰布制服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干部从延安来到西安，这就带来了一片新的憧憬和希望，这些早年在陕北就集合在党的旗帜下的文化人，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工作和创作的指南，满怀革命激情，以最好的文学作品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进城不久，他们就组织去甘南临夏深入生活和采风，归来精心创作，如苏一萍的话剧《如兄如弟》，王汶石的小说《阿爸的愤怒》，戈壁舟的长诗《把路修上天》等，轰动一时。

1954年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亦即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标志着陕西省文学队伍的大集结。此前，以小说《铜墙铁壁》享誉京华的陕西作家柳青已从京迁来，落户长安县，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建立活动。以描写陕北解放战争和第一次塑造彭德怀司令员崇高形象的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以及从部队转业的诗人魏钢焰，小说家王宗元，以《七月的战争》《大进军》长诗获奖的军旅诗人胡征，原籍四川投奔陕北的诗人戈壁舟、玉杲，以及从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归来的散文作家李若冰等都聚集到作协的文学大院里。原来的西北文联主席、著名革命诗人柯仲平这时继戏剧文学作家马健翎担任作协主席，当时的作协专业作家有十余人之多，真可谓群星闪烁。

在大集结完成后，在这批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不留恋城市生活，舍弃安逸的书斋岁月，纷纷响应时代召唤，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柳青此时已落户住进皇甫村，一心一意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进入《创业史》的创作过程。杜鹏程继《保卫延安》后，深入宝成铁路的建设工地，陆续写出《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中、短篇小说。王宗元到青藏公路格尔木段任职，他反映高原生活的小说《老嫂》后被拍成电视剧《昆仑山上的一棵草》。王汶石到渭南地区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体验中国农民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写出《风雪之夜》《春节前后》《新结识的伙伴》等享誉全国的小说，好评如潮。李若冰则到酒泉、柴达木油田等地，体验在荒漠中寻找石油的艰苦生活，写出《柴达木手记》等报告文学。魏钢焰深入陕南、陕北及纺织工业第一线，他采写的有关赵梦桃的报告文学《红桃花怎么开的》影响巨大。省作协主席柯仲平创作了表现陕北红军的长诗。在此期间，文学月刊《延河》也创刊出版，陕西作家的重要作品或成名之作大多发表在《延河》上，成为反映陕西文学直至全国文学态势的一个窗口。

纵然陕西当代文学的精兵强将都集中在陕西作协，但经过辅导和帮助，各条战线的青年作者也纷纷出现，不仅加大了陕西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质量也在上乘之列。这一时期经常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作品，充满朝气和生活气息，富有创作上的新颖特色。他们是：王德芳、毛锜、田奇、贺抒玉、杨大发、陈松影、张映文、霍如壁、侯雁北等。

随着农民诗歌创作运动的兴起，他们之中的突出人物从偏僻一隅脱颖而出，在陕西省直至全国产生影响。谢茂恭以走村串乡说快板为主，他的《说土改》是发行量很大的土改干部下乡必备的宣传品，他三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王老九以他亲身经历控诉罪恶的旧社会的作品《除了肚里大疙瘩》《歌唱三户贫农办社》《进北京》等轰动一时，他曾进京参加高层诗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后来的李强华、贺丙丁等农民诗人都是跟随他们的足迹前进的。

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促进关注，除过傅庚生、霍松林及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一批年轻教师多有贡献外，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胡采、王愚等。胡采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延河》主编的同时，集中精力为作家王汶石、杜鹏程的小说写序，给予总结式的评价。他的集陕西作家创作经验大成的专著《从生活到艺术》出版以后，影响甚远。青年评论家王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短短时间内就颇受文学界的关注。陕西文学界还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作家相互交流，或老作家辅导青年作家，介绍自己的创作心得和体验。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都有这样的文章或专著，他们出之于实践的创作体会和心得是一笔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陕西作家在陕西文学前30年的漫长岁月里，对陕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诸多作品如《创业史》《保卫延安》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陕西作家自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抒写反映时代精神和火热生活的文学作品，自觉担当起人民作家的重任，他们并以此作为终生的目标追求，有力促进了陕西文学的蓬勃发展。

陕西文学的后三十年

李  星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文学就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文学重镇，陕西作协（当时名称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机关刊物《延河》杂志是绝对的全国文学期刊翘楚，众目所瞩、众望所归，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人民文学》。正是带着这种光荣和自信，当“文革”末期一批老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家陆续从被下放的农村、干校、工厂回到西安，并受命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撤销的作家协会活动时，首先就是恢复《延河》杂志。但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尚在台上，“左”毒犹在，只能起名为《陕西文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让“延水照样流”——恢复《延河》名称。实际上早从《陕西文艺》时，他们从西安郊区找到了陈忠实，从延安大学找到路遥，从自然来稿中发现认识了贾平凹、莫伸，又从工厂、基层文化馆、学校及一些文艺团体联络发现了如：晓雷、李天芳、马林帆、曹谷溪、刘成章、焦闻频、王德芳、峭石、程海、邹志安、郭京夫、赵熙、王宝成、刁永泉、徐剑洛、张郁、王蓬、张虹、韩红、王晓新、李佩芝、叶广芩、李凤杰、徐岳、蒋舍彦、张兴海等一批在诗歌、散文、小说、儿童文学方面有所特长的文学人才。胡采和《延河》编辑部为这些文学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形成了既为《延河》版面服务，又为陕西培养文学新人的良好人才培养机制。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全国许多省市文学创作力量还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时，陕西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地域特色的强大的作家队伍。1979年、1980年《延河》杂志连续两期编发了“陕西中青年作家专号”，集中推出了20多人的短篇小说新作，并空前地配发了他们的简介和短小的评论，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并被人们命名为“陕西作家群”，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曾镇南和尚未出名的雷达，先后为他们的作品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正是藉这种集团性的冲击力量，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先后有莫伸、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郭京夫、李凤杰、邹志安、王戈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和儿童文学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陕西文坛又有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如高建群、杨争光、和谷、冯积岐、沈奇、朱文杰、商子秦、黄建国、穆涛、远村、萧重声、朱鸿、方英文、李康美、杜爱民、吴克敬、伊沙、冷梦、沙石、文兰、鹤坪、孙见喜、刘亚丽、庞进、王观胜、安黎、杨小敏、马玉琛等，并有和谷、冷梦、刘成章、贾平凹等人的散文、报告文学先后获得全国多种文学大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等50岁以上作家风头更劲，除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先后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外，叶广芩连中两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诗人王有政连折中国少年儿童诗歌大奖桂冠，继短篇小说奖以外，王戈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更为可喜的是一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犹如初升的旭日跃上陕西乃至全国文坛。如红柯、李春平、高鸿、李汉荣、闫安、塞北、李小洛、梦野、陈毓、丁小村、唐卡、周瑄璞、寇挥、王福海、庞文梓、王海、王晓云、杜文娟、辛娟等。尤其是红柯，刚一走上文坛，就以其西部风情浓郁，内容个性鲜明的中短篇小说连获两届鲁迅文学奖，并以其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和《乌尔禾》被全国文坛所瞩目，成为名副其实的陕西文坛新生代的带头人；而偏居陕南一隅的李汉荣是以诗为陕西文坛所知，但其散文、小说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安康的李春平独自在上海奋斗，写出了《上海是个滩》名噪文坛。

作为陕西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见证人，我还不能忘记另外的“业余作者”的文学贡献，如果不借此机会将他们的成就“曝光”，我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尽管同时也会招来一些非议和误解。这里所谓的“业余作者”，个别的甚至还在文学艺术岗位，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长期或至今不在所谓主流文坛的视野，并从未引起文学舆论的重视，但他们的写作都很努力、很执著，并创作出了令人眼前一亮、心中一跳的作品。如卢晃、闫道勇、郭亚玲的中短篇小说，即使不说篇篇精彩，但也可以说多数整体创作水平不低。前者身份虽然在文化单位，但其现代意味浓烈、文学品位很高的中短篇小说，却默默无闻；中者是个药材商人；后者是个中专女教师，但他们的许多作品却可以同很高层次的作家比较。也正因为无名，他们只好自费出书，然而因销路有限，并未引起更大范围的重视。延安的裴积荣原来是陕北一个县的主要官员，因为酷爱文学调入文联，他此前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质量平平，但退休后他出版的以延安现实生活为素材，表现离退休干部多姿多彩命运的喜剧色彩浓烈的长篇小说《祝君晚安》不仅填补了这类小说的空白，而且有较高的文学水准；中年医师马其昌克服文史知识欠缺的障碍，刻苦研究南宋末期政治文化历史，用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正气歌》，具有不俗的历史文学品位，他自己却也劳累致病多年。咸阳一位因故离职的县处级青年干部，不怨天尤人，潜心文学创作以向导为笔名所写的长篇小说《沉浮》品位不俗，辗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反响很好，今年他的一本中篇小说由著名的《当代》杂志在显著位置推出，同时由《中篇选刊》、《北京文学》转载，目前他正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前几年创作的几部中篇小说也即将发表，创作起点很高水平不俗。银行青年干部吴文莉本来专工书画，但她以上世纪50年代河南人来西安安家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出版后反响热烈，并有影视公司正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中年法学者孙皓晖为了创作小说和电视剧《大秦帝国》，辞掉不错的职位只身居住海南，十余年过去了502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横空出世，轰动文坛，同名电视剧（第一部）也将在央视播出，网上颇得好评。延安青年工艺美术工作者高鸿在西安打工期间，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难以出版，他贴在网上创造了近千万的点击率，后出版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有后劲的年轻实力派作家，目前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血色高原》也即将出版。陕西日报社青年记者戴吉坤创作的“第一代城市人”人生命运的长篇小说《栀子花开》今年出版后颇受好评，省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听众反映热烈，几家影视公司正联系改编电视连续剧。特别让人惊奇的是少年作家高璨，从8岁开始写作诗歌、童话、散文，目前已有近十本诗集出版，受到谢冕、陈忠实、梁小斌等知名作家、诗人的高度评价，陕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杨则玮接连出版了她在中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春发生》和《末路荼蘼》，《文艺报》发表了评价文章。西安市退休干部郑征长期研究陕西回民历史，去年他创作表现清末陕西回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东望长安》史料翔实、大气磅礴、白参虎等人物形象生动鲜明，用文学填补了一项陕西回民历史空白，受到回汉各民族人民共同肯定。

此外长安区王渊平的《水幻终南》、王峰的《河湾梦》、崔皓的《苍莽神禾原》等长篇小说、黄陵青年高坡的《金色黄昏》、电力职工马福林的《雪燕发廊》、扶风县马友庄的《周原风》、咸阳石竹的《命运》、青年税务干部林喜乐的《解冻》《客居长安》，申晓的《奶娘》、李文德、王芳闻的《安吴商妇》、杨玉坤的《陕西楞娃》、解放军干部韩怀仁的《大虬》等长篇小说，临潼退休中学语文老师王嘉民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长歌李存勖》等等，皆各有其不俗的文学成就，有的还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和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也把文学创作当做自己的执著爱好。张伟在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后，受强烈的西安历史热情所鼓舞，几年之中连续出版了填补西安近代历史小说空白的《五福》和《晚春》，目前又正在努力写表现“双十二事变”的一部小说；薛保勤创作了五六百万字的长篇抒情诗《理想之歌》，并被电台多次播出；李宗奇则潜心于散文写作，已出版个人散文集多本，被认为具有专业散文家的语言艺术水准；白阿莹从年轻时就是一个执著的文学爱好者，出版过多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并与李宗奇同获冰心研究会设立的“冰心散文奖”；孙晓杰的儿童诗歌层次很高，是继王有政之后陕西的第二位儿童题材诗人；骞国政、祁玉江也早都为广大读者熟悉并被专家关注，等等。

“业余作家”和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文学爱好者“突然冒出来”（陈忠实语）的作品，已占陕西近些年文学创作的相当比重，也成为新时期陕西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面对文学出版的困难，他们多是选择了自费出书，有办法的尚能收回成本，没办法或家境困难的为此常常背上债务。专业团体和社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是少数有能力宣传的人，而对大多数则听任自生自灭，这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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