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

正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近日对小说的未来发出悲观言论的时候，国内文学界正涌动着一股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名”的潮流。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屡遭批评，针对那些批评，最近在不同场合分别有文学评论家发出重新评价当代文学的呼吁，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语惊人，但这些言论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现实，接受信息时报采访的作家陈希我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改善当代文学圈的公众形象，还是要从自我反省开始做起。

近期文学事件簿

●9月25至30日，“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

雷达对一直以来评价不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他认为虽然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因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有很大气的作品；而且当时作家深入底层生活，那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针对最近几年否定当代文学的在一种潮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认为，那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舆论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学者贺绍俊却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因此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日前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演讲时谈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他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王蒙的这些言论引来网上强烈的批评声音，有评论尖刻指出“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是最好蒙的时期”。王蒙随后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10月30日至11月1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激起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反驳。

陈晓明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60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路子”，“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为这60年的文学价值进行确认”他说尊重顾彬的研究，但不同意顾彬对当代文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相同的观点陈晓明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进行了阐述。肖鹰教授则针对性地发言道，我们的作家、学者还有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长城心态”，一是拒绝外来的东西，另外一点是拿来之后就把它私有化或者是己有化。肖鹰称，我们还是以一种大国小民心态来对待海外汉学。比如顾彬事件，很多学者都认为顾彬是用西方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学，是存有偏见，而他认为，“误读或者误解是必然的，我们要尊重这种必然。但我们不能因此拒绝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权”。

朱大可：文学圈改变公共形象的唯一途径是自我反省

信息时报：对于最近相对集中出现的对当代文学予以肯定的评论界言论，你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我还没有看过此类文章。我想这也许是文学鸵鸟们的自我安慰而已。但这些自我表扬跟文学的真实现状相去很远。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奇迹。只有个别作家能够超越这种历史的限定。

信息时报：这几年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确实引起了不少关注，在评论界中，有一些代表性的看法是，唱衰中国文学也有媒体的责任，是因为媒体放大了那些言论，你对此有何看法吗？

朱大可：这就跟80岁的老者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衰老，却抱怨是镜子出了毛病一样。文学圈改变公共形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自我反省，改变文学自身的品质。而不是去批评媒体的不公。

信息时报：对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觉得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

朱大可：我所接触的西方汉学家，大多数是有文学教养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很节制很客气。他最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大概是被逼出来的。他说出了有限的真相。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学的人都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又多了一面德国产的镜子。

陈希我：关键是作家要有所作为

信息时报：对于近期出现的呼吁重新评价中国当代60年文学的言论，你有什么看法吗？

陈希我：很有看法。也许因为中国经济上成功了，中国文学家们也头脑发热起来，开始做“文学大国梦”、“文学大中华主义梦”，号召重新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要重新评价？我觉得要。我的看法是，当代文学中的17年应该像对待“文革”中的文学评价一样，即使肯定，也只是很少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它有政治因素，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政治，历来对作品的政治倾向的评价，都没有弄清这一点。鲁迅作品很“政治”，但他的“政治”显然跟郭沫若后期作品中的政治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很“政治”，但是非常好！

另外，对现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的当代文学，后者，我觉得文本价值更高一些。但问题在于，文学的评价机制不是只从文本出发，甚至基本不从文本，只要看看现代的文学史，基本是文学思潮史或者文学发展史，所以那些影响力大的作家作品比较占便宜。我想这标准是不全面的。我觉得对作家和作品，应该分为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与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前者可能在文学史或者研究家眼里地位很高，但单从作品来说，未必很优秀。而后者则相反。这样才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有，我们的研究者很多对文本是没有感受能力的，基本上是职业让他们搞起文学研究的，这样，他们只能重视文本之外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原因。

依我看来，现代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社会动荡，文化断裂，新思潮新技术汹涌而进，作家有很多可作为的领域，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有的甚至很幼稚，但是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地位。而在当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的沟坎不再那么多，更不存在断裂的问题，作家可作为的空间就比较小，所以更多的是在文本上打磨，影响力当然是相对比较弱。现在中国作家在技术上，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未必差。但问题在于，文学不只是技术，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是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学才那么遭到否定。我想顾彬的主要意思也在这里。中国文学应该有个突破，即在作家写作姿态上的突破，不要只在允许的范围内玩弄技术和韵味。

信息时报：说到顾彬，你对汉学家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陈希我：从我认识的汉学家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真诚与热忱。想想，中国文学研究是他们的饭碗啊，哪有去奚落自己的饭碗的？想想看，顾彬把中国文学损成那样没价值了，他还怎么靠这没价值的东西吃饭？就好像研究红楼、鲁迅的人，一定说红楼、鲁迅好。他们还想不想把这碗端起来？当然，他们对中国乃至对中国文学未必能够理解得那么透彻，但是他们作为参照系，还是价值巨大的。

信息时报：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公众形象确实不好，你认为要改善这样的公众形象最关键的是什么？

陈希我：关键在作家，作家要有所作为。现在混文学、没有立场的作家太多了，世故得很，机巧得很。我觉得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认可，首先是因为对作家不认可，对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不认可。韩寒没写出什么经得起细读的作品，但是公众对他很认可，就是对其状态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本人就是一部最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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