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与顾彬的中国文学

冯楚

现在，中国文化有一股虚妄的气象在漫延，它不但与当下的所谓“大唐盛世”沉呵一气，同时，也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所谓人性自由互为交合，显示这个时代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主流价值判断。审美的世俗化和市场化，及其对独立自由精神的歪曲和沦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有太子党后代之叛逆者、先锋艺术家艾未未与陈丹青爷们说，“谁也别道歉了，一起消亡得了”。这的确是中国精英分子们一个两难的选择。

近日，曾被《南方都市报》推举为金牌诗人的多多，获得了美国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设立的一个文学奖，译名“纽斯塔国际文学奖”，牛逼的《南方都市报》标题党一族就用了一个最引人眼球的标题：中国诗人多多获得美国“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哗众取宠的效果，但也透视出中国文学永远也无法逃避或者抗拒诺贝尔奖的内心诱惑。尽管中国现在的文化是如此的强大繁荣，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取代美国而在东方崛起。而各种文学奖项活动也是纷至踏来，一年之内，至少有不下一百多个诗歌文学奖，在全国普遍开花，就上半年我能记下来的奖项及活动，就有数十个之众，如地方政府的青海国际诗歌节，国务院操办的中国诗歌节，市场民间的中坤诗歌奖，广东省诗歌节，广东鲁艺奖，中山的华侨文学奖，武汉的闻一多诗歌奖，屈原文学奖，南方报业集团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柔刚诗歌奖，宇龙诗歌奖，珠江地产的珠江国际诗歌节，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奖，刘丽安诗歌奖，云南的“大家”文学奖，“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民文学奖，张智的“世界诗人”杂志社世界诗人奖，等等，还有鲁巴茅郭老曹文学奖，那自然是体制文化的全年盛事了。但是，所有这些奖项加起来的奖金数额，还不及这次美国的州立大学杂志社设立的文学奖高，本次奖给多多的奖金是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过去就是五十万元，现在就是美元下滑了不少，但还可兑换三十万元人民币，足够多多能保证体面地过活几年了。难怪“南方都市报”的多多马仔们标题用得如此的理直气壮“美国诺贝尔奖”了。

列出这些出来，我并非是强调文学奖的质量高低与金钱的多少有关，而是深深感受到东方文化本身的生态，与真正的自由文学和人性文学相差太远，而且，常有一个天然的鸿沟无法跨越过去。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体制在世界上的竟争地位，并不代表世界文化的先进方向，也不决然产生所谓伟大的世界级作家。中国文化是权力的附属物，这是被举世公认了的。但中国文化敬畏的是权力而不是心灵。这正是致命伤所在。中国现在有的是钱了，就存在美国的外汇就是上千个亿，有钱了干什么？猛学美国的流行文化搞文化产业，搞大片搞大剧搞大色搞大性，假好莱坞模式在中国横空出世，还有体制文化的各类画展、国学论坛、世界级国际学术会议、性科学研讨会，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当然，表面上都是自由市场的产物，但实际上是文化官僚操作的结果。民间的出版力量非常之小，小得可怜，贺雄飞再有犹太人智商，也只能在权力边缘打擦边球赚点小钱。冯楚的一本诗歌评论集竟被审了三四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据了解，上月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市，习近平同志带了一个一百多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铁疑主席还在发布会上摔了一跤，摔得不轻啊！我真为她担心。德国佬只认莫言是老大，莫言在上面出尽了风光，大谈他的生不欲死的中国文学。不过，权力文化之下的作家们，在德国不被读者火热地追捧，并非是他们不喜欢政治而言，而是他们的文化对权力之下的讲真话，产生了必然性质疑使然。

德国佬中国通的顾彬，愤骂中国文学已成为一种现象，终于带来了市场效益，成了中国文学精英炒作的代名词了。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们急需要这个外国尤物，来为他们的文学写作市场作活广告。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被权力异化，还有被市场异化的可能，话语权的丧失使他们不得不最终归依市场的淘汰机制。有钱是个好东西，否则还谈何独立文学？这个人深谙中国知道分子们的犬儒哲学，一方面，他大骂中国文学是权力的附庸，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言说，不敢大胆讲真话，一方面，他又和中国文学的这帮乌合之众一起，天天吃喝玩乐，开文学讲座、谈自由诗歌、搞人文主义，骂权场文学，顾彬天天泡在中国权力中产精英分子们中间，过着他优雅而又体面的生活，把鲁迅文学当作了他的招牌，他自已成了中国市场文学的玩物还全然不知。这与十九世纪末那些美国和德国的文学基督徒，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乡下，和那些穷苦的农民、工人、小市民、艺人、麻疯病人、孤儿们在一起真实地生活，创办医院和学校，教授基督文学化，抚慰他们的苦难和不幸，把真正的人的文学之种子带到了中国是全然不同的。没有这些种子生根开花，黄礼孩的诗歌与人精神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中国现在没有苦难和黑暗吗？那里更需要顾彬老爷子的独立自由大胆的文学言说呀？

多多被美国文化承认并得奖，应是以西方文学的说法来做参考的，那么，西方文学就不是世界性的吗？多多的语言成就首先是建立在自由精神上的汉语写作，而承载这一可能性的基础，必然要与权力文化作抗衡。多多的语言特质，显然受西方灵性自由思想的影响，而不是东方的物主义。自然主义并不决然产生自然的诗歌之美，必需有另外的独立心灵思想浸润。生命的独立与个别的创造，才是作为人性存在的依据，而文学就是为找到这一依据而存活的，而不是相反地仅然寻找权力的攀附之物。心灵的高枝常受世俗权力的折杀和打压，但权力之下就是接受万物之所。大地上的生命，并不全然都是人的生命。而人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爱的思想之物，而完成他作为精神永恒的生命救赎。虽然人本身解读人仍然还是物，但却有另一种诉求之于人的特性与渴望，人又不全然是物。但又不是绝对物化轮回后的东方虚无之诗意。在现代汉语诗歌上的语言灵性和生命意识挖掘上，多多的对自我流亡，及其对东方语言遮蔽性的剥离，做得比同代诗人，如食指、芒克、北岛等优秀一些，但这不说明多多不和他们一样，没有存在的深度情怀和对主体命运的承担。一个作家没有承担大时代下的苦难之痛，而是逃避了这个主体的个人良知责任，无论他的技巧是如何的天衣无缝，或者才华盖世，都不可能成就和抵达伟大的诗人这一境界。

但非常遗憾的是，就目前他的写作状态来看，有人预言多多要得诺贝尔奖，在我看来恐怕是一厢情愿的，除非多多有更多的勇气和富于承担苦难的精神，继续在世界上流亡，否则，他断然得不了这个奖。就他早期写的那些诗歌成就，在国内的独立写作上还算是成功的，但在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上，他的作品担当相差甚远。当然，有人会拒绝说，诺奖算个鸟？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样说也没有错，没有中国文化参与，就不能代表世界文化发话。老王蒙不说过我们也要自已的诺奖机制了，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东方文化博大精深，何况中国现在不但文化强大，而且物质财富也强大了，至少有钱设立比诺奖更高的奖金，奖一千万都没问题。赵红尘的一首诗不就是奖了一千万吗？官员品牌诗人丘树宏对老洛夫狂言，中山华侨文学奖一奖就是五十万元。但是，诺奖的存在是基于真正的市场自由机制，不依附权力的人治指涉。它的精神基础是科学的理性精神。诺贝尔不是文学家而是企业家和科学家，他发明的炸药技术带来了人类时代的变革，但这个变革有好又有坏，使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期。因此，诺贝尔深刻地反思了他的科学能量，要有一种机制限制和明析它的作用，必然是有利于人类的理性精神发挥，是人的良知与智慧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鼓励和保护正义战胜邪恶，和平代替战争，人权代替专制，宽爱代替仇恨。科学理性精神创造了诺奖的市场公正机制，而人文良知艺术则缔造了世界文化的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能力，诺奖的文学精神是中国文化生态和市场生态所不具备的。把鲁迅文学奖打造成世界的文学奖，首先，在于必须让文学精神本身说话。让真实的心灵自由机制说话。中国现在的有钱人多矣，但具备诺贝尔这样的企业家眼光的还没出世。

无视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并否定这种奖励机制的合理性及对人类精神的导向性，而盲目地夸大中国文化本身的世界性，大搞复古文化的表面性工程，以文化产业的名义，赚取中国廉价劳工的血汗钱，浑霍国民的共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资源，重复建设好大喜功的文化政绩工程，振兴传统文化，打造旅游产业，而大兴土木破坏生态环境，修建宗族祠堂孔府寺院教堂，等等，正在中国各地疯狂进行，愈演愈烈。千年古刹少林寺难得有清静的禅意与和风，而是一片金钱打杀的乌烟瘴气淹没了。少林寺成了国际著名的赚钱企业品牌。但它是否设立了一个中国最高的宗教成就奖呢？那些善人们投的钱都到哪里去了？闲话扯远了，文学奖扯到宗教奖，但细细思量来，这文学奖的最高境界，难道不就是宗教的最高所指吗？让心灵回归真实安宁并享受人爱的大乐？如果敬畏宗教是为了升官发财，这种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达喇获得诺奖之后，被大陆民族爱国者痛骂成诺奖是狗屎，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是欧美中心主义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试图以西藏问题国际化来制约中国强大。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必如此义正辞严，真理在握的样子。

我们强大，自然有人害怕，但是，我们弱小，自然也有人欺侮，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不是依附武力，美国武力如何？但还不是被我们的毛主义精神打败了，而中国强大起来了，西方用文学精神，用宗教文化制约我们，我们是否还可以用东方的精神意志相抗衡？显然，我们不能诉诸武力。但我们是否也设立一个最高的西藏宗教文学奖，奖给印度的和尚们讲我们的“和”？奖给美国的诗人学我们的“孔子”讲秩序的礼？东方文化就是“和”文化，但“和”并非全是和平的实证。“和”内面还隐忧着窝里斗的。这一点不假，也马虎不了。但是，我们的“和“与西方的“独”自然有得较量。说白了任何文学奖的诞生，必然与其实际独的生活与政治理念发生联系，那种远离生活和政治的纯粹文学是不存在的。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个人精神诉求。文学与抵抗哲学在这里就有了其生存的土壤。诺贝尔奖的基本精神，与东方文学体制只能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但绝对不可以是“和”的关系。中国文化能“和”了诺贝尔奖？让它来给洛夫、王蒙、高洪波、于坚、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杨克、伊沙、郑小琼颁奖，那谢有顺的功劳可就大了。这些人都是他的华语传媒文学奖推介的大名角啊！但是，就当下的国际自由写作状态来看，这只能是作为一个民间笑话来看。美国民间就有一个搞乐诺贝尔奖的经典，经常在真正诺奖颁发之前，搞出一个同名奖来娱乐。据说，还很有预见性，有的提名还真的后来中了诺奖了。

有个叫野鬼的诗人张智搞了一个民间文本《世界诗人》，去年还推介了一位安微某市政府土地局长诗人给诺奖委员会，不知道马悦然大爷看到这位诗人的作品了没有？这事还引起了一阵民间骚动，骂张智同志无聊得很。但我看一点也不无聊，这事要永远的做下去，自然就会让人产生感受。诺奖正是基于永远的坚持，有一批乐于创新的高品质的人做评委和奖金管理者，自然基金不会贬值。一百年不变地做了下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精神合作及极其评判机制永恒证明。是人类理想永远不会磨灭的经典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诗人和作家及科学家以诺奖为终生的荣誉和尊严。当然，也有不承认诺奖的，比如萨特或者鲁迅，但鲁迅是因为自觉个人的文学成就，及其左派立场，不能获得此奖。它不是一种东方文学精神的抵抗。如果真的有东方精神大师拒绝受诺奖，那也许是中国文化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了，那时再说诺奖不行也不迟。但是，这样的大师恐怕一百年两百年都出不了一个了。钱老仙逝前对老温总理说过，他最大遗憾是中国教育虽然进步了，但却没有出现一个国际级大师人才，老温总理无言以对！大师在哪里找呢？政府就在清华和人大设立大师学院，据说要在二十年内培养出一批国际大师级人才？首先是从国外请来一批顾彬这样的骂家开骂中国文学，然后，一批名家就被骂出来了。这可能是真正的笑话了，比民间笑话还要可笑。

顾彬不骂中国新诗歌，说中国的诗人在西方很受关注，比如多多、西川、欧阳江河、张枣、哈金、翟永明，等等，这些诗人大都是半企业家状态，开酒吧的、搞茶楼的、玩酒馆的，卖古玩的，自然请老顾吃喝玩乐不成问题。顾彬也知道中国诗人现在都是处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亢奋状态，骂诗人自然必讨不到好饭吃。网上的杀人放火、革命反判、诗歌生猛，人性暴光，割*，入牛逼，大便垃圾和酒色一并上阵，裸体裸诗，血淋淋，全部上诗，先锋诗人横冲直撞，好一个色胆包天，人气牛逼的中国诗江湖啊！所以，顾彬大赞中国诗人个个有种，是硬汉子。敢讲话敢开骂，除了怕共产党和黑社会，其他什么都不怕了。又骂中国小说是垃圾，写小说的是胆小鬼，没有大苦难大悲悯，不能阅读英文原著，没能力参与国际写作云云。但中国作家们一点也不愤怒，还暗中高兴，这顾彬越骂小说家，他们在国际上就越扬名了，有了国际名气如同海归了，小说作家就越赚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饭吃了，他就不骂了。所以，诗人给饭作家收钱，这样的中国文学难道不是顾彬的奢好吗？多多得奖，诗人自然有高兴的，也有发怒的，因为真正诗人还在民间受苦受难，但西方奖项一个也没得到手的。就像曾德旷的那个刘丽安诗歌奖，说是奖给他的，结果钱被领在他人手里控制着，作为他的生活费，他只领过一次，就再也领不到手了。因为，所谓外国民间奖，多有华人在内面操控着的。多多这个奖是否能领到足额的奖金，美国人现在还有钱吗？可能还是中国人自已的钱吧？欠了中国政府那么多的钱，银行里的美元都是中国劳工的血汗钱呀！

前天，我在广州城中村里和云南老诗人北海吃饭，他说冬天来了，要能多卖几本诗过冬取暖。他年事已高却还有如此激情行走中国，在最低层写他的高贵的诗歌。老诗人请我吃饭，三个菜，一盆饺子，老诗人一个劲交待我，吃完它吃完它，不要浪费掉了，我实在吃不下去了，他带头又将最后的一个饺子吃干净。老诗人叹息说，中国就吃饭太浪费了，这城市里每天浪费的粮食，就可以养活云南山里一个村子的穷人好几年，别说是非洲穷乡僻壤了，那里的孩子饥饿更可怜啊！老诗人说着眼有泪花，一付沉重的表情。这样的表情恐怕多多身上难以找到了，在顾彬的世界文学也难找到了。在老北海简陋的出租屋，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民间诗人的温暖和激情，尽管这里低矮阴暗潮湿，没有现代化的家居设备，有的是满屋子堆放的自费印刷的诗集。他已出版了四本诗集。他得一本一本的亲自卖出去，我购买了四本，但他死活不受我的钱。他说，我们都是难兄难弟，诗人不必如此计利忘义。我们在此高谈阔论，众横古今，耻笑腐败和权力，高扬自由独立精神，实在是一种心灵享受。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并不容乐观，成堆的下层人民蜗居在这黑暗的城中村里，而成山成海的高厦大楼和国家公共财富被少数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老诗人心情是复杂的。他说喜欢这种状态，让灵魂在低层里出入，与平凡的人生活在一起。常有一种反思与批判精神，一种生命的疼痛与警醒。这是他选择行走和流浪的意志决定了的。当我们不能进入心灵生活时，唯一的方式就是选择自我流亡。但自我流亡不是承担式的流亡，或者说是一种自我逃离主义，不与当下的主流生活合作，但也不与之对立对抗，这种文学自然产生了第三种力量，即旁观者的审美意识。这是中国民间独立精神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特征所创造的文学，仍然是一种东方文化诗意，不具有现代抗争的独立自由精神，因而，在文学思想上的表达就不是很彻底了。没有绝对的独立自由的理性意志，就不可产生绝对的独立的自由诗歌与这种独特的精神之美。这正是中国所有文学不能进入诺奖的基本精神症状所在。任何接受当下的权力及其主流文化收购的诗人和作家，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在历次诺贝尔文学奖中没有先例。但是，这种文学价值观在中国是几乎迹了。也许，这就中国诗人的命运，也是东方与西方生命审美的对立和统一的关键点。谁解决了这个点，谁就可能创造独立自由的人性的文学表达。而老诗人北海，以他近七十岁的生命为赌注，正在做一这自由诗歌的努力与实践。

而金牌诗人多多又人哪里喝洋酒和泡爱情洋妞呢？据了解，海子死的时候，多多曾嚎啕大哭过，但他事后又说“海子的死与他的拒绝无关，这样的话太小看海子的能量了”。但是，这话不应当有他本人来说出的，而应是有旁观者来说明最公允，毕竟他讽剌和挖苦过海子的诗歌是事实。这说明多多对于当时文学青年海子的过重拒绝和讽刺产生的心理后果，他并不想承担个人良知的忏悔，至少多多的忏悔是不诚实的。愿人类真正的苦难眷顾中国诗人，因为，中国诗人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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