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东：建构有活力有生命的理论

　　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真正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很快被更替、知识很容易老化的时代，因此稍微懈怠稍有满足就可能很快成为一个“过去时”。电子媒介时代也是一个娱乐化时代，且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消费社会，那么该怎么做理论批评？这是很多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人很困惑的。特别是在大学里，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下，要做出有活力的理论，把批评工作进行得富有生气并切实可行，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无论我们多么苛求外部环境，文学理论批评还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因为理论批评工作与其说主要依托外部环境，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依赖个人的努力，尤其是依赖文艺理论批评家勤奋执著的阅读与思考。

　　现在大学里的很多文学从业人员，甚至包括各级文学研究机构里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资料收集或整理，或者是在做各种各样重复的工作，比如说，成千上万人靠研究《红楼梦》评职称，还有些人在反复考证“孙悟空”是哪里人，也有些人在从鲁迅来到鲁迅去地做着作家研究。应该说，文学作品的解读，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阐释是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的，但成千上万人挤着几块地去耕种，还不如独辟蹊径地创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文本，解读别人难以解读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批评包括文学史的书写、文学理论的创造，也包括着对现象的批评，但我更加重视新时代语境下的理论话语的建构。因此我特别敬重那些在文学理论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的前辈，他们有的人不只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给我们生产了一些属于中国理论家的话语。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土壤里，最缺乏的是创新的种子和特立独行的勇气。晚清以降我们就没有缺乏过西方思想的熏染，欧风美雨对我们的文化洗礼是全方位的，从哲学、文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很多学者、理论家和批评家都习惯操持着西方的话语，而本土的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考证与考据，不愿意去思考并建构一套具有体现个人智慧也展示我们民族性的话语体系。就我个人的文学经历而言，也深切地感到很多人所操持的西方话语并不是真正的吸收，不过是生吞活剥的挪用。而且那些做资料整理工作的人，也并没有给后来者提供可信服的研究资料。有人将之归罪于时代性的浮躁，或者归罪于体制的限制，却很少有人自省自己的人云亦云，反思自己的懒惰与盲从，批评自己的浮躁与功利。因此，这里我斗胆说一句：今天时代变了，单纯的信息收集已经不足以成就一个学术与理论的课题，文学理论批评最需要的是创造与建构，最需要的是找到新视角，发现新路径，创造新话语，从而建构起符合中国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体系或阐述的视角。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在儿童文学理论领域认真阅读与思考，不是因为它是一片相对空白的领地，也不是因为它是一条可以剑走偏锋的路径，而是因为中国儿童文学太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有创造力的本土理论家，太需要有坚定的理想和守望的勇气了。我面对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是这样的，一是原创性话语的缺席，二是视野的狭隘，三是精神的萎缩。其实，儿童文学是一座巍峨的雄殿，并非是小自留地，它的耕耘方式也不是小农经济的方式，它需要打开大门，把自己融入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环境里去，把自己当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来界定的时候，才是它创作与理论批评成熟与自信的时候。于是，我一直跨在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在把脉当代文化、传媒语境及儿童文学发生的原动力的基础之上，再来对儿童文学的诸多现象进行言说，并充分合理地运用中西文学、文化的理论，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于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我勇敢地抛弃了传统的从儿童文学到儿童文学的绕圈式道路，开辟了一条把儿童文学置于时代背景和文化走势来考察来判断来研究来解读的途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晶，它不能算是成熟的，但它的确在显示我对文学理论批评时代性的把握，对思想先进性的定位。

　　无论如何，作为一位理论批评工作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新的话语创造与理论建构置于时代之中，把自己放置到民族性的结构里，才能真正提升自己，并获得理论上的新生与批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