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小人物叙事的困境：

裘山山的“纯棉式写作”

　　作家裘山山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选择以狭义的小人物为描摹对象。在自我概括时，刻意回避“底层叙事”的说法——这正体现了她创作观念中最重要的特质：与被关注者平等相待，在接受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而“底层”的说法已经提到具有人为的级层划分，并带着居高临下的隐含姿态，这正是她所要极力摒弃的。

　　但是，持有上述观念的裘山山与她的同道者一样，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从人性论出发，作家在情感上必须与他笔下的小人物保持完全平等乃至重合，就是说，没有“同情”、“嘲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高于人物自身的外在情感体现；但从创作观出发，作家又必须在思想上占据一个制高点，看清人物的生存实况、思想局限，并试图为他们建构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这两个方面，虽然还不至于构成悖论，但在实际创作中已难以形成协调的天平，制约着致力于小人物命运书写的作家们。让我们看看裘山山在她的小人物系列作品中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的。

　　首先是情感介入的方式。大致划分一下，在对小人物的刻画中有两种情感介入方式：一种是揭露与批判型，它是尖锐的、金属质地的、直刺入骨髓与灵魂的；另一种则是接受与抚慰型，它是温和的、棉布质地的、与皮肤紧紧相贴的。作家与读者或许对这两种方式自有取向与偏好，但究其实质来说只是表达情感的个性问题，并无水平高低之分。裘山山毫无疑问属于后者。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生病发烧，那么裘山山不会给你看体温计、化验单与医生的诊断报告并据此来分析病因，她会伸出手去摸摸你的额头，感受你发烫的体温并替你擦去汗珠，与你一起分担病之苦楚，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使得她的创作拥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近距离书写状态，一切有关人物与事件的细节触手可及，并能用宽慰之手抚摸到最烫的额头。

　　最能体现这一情感介入方式的是《腊八粥》。主人公赵清雅是一个长期失眠、心情郁郁寡欢的中年女性，在银行偶遇一个老婆婆，出于一时的好心，她开车送老婆婆回家，由此得以了解迥异于自己的孤寡老人的生活状态，当她替老人干完活后，累得躺在老婆婆的床上就睡着了，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久违的酣畅。醒来时看见老人给自己端来一碗腊八粥——小说在这里结束了。从头至尾，作品都在一种平和的气氛里舒展情节，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冲突，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符合生活常态的细节描写，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些细节中合情合理地发生了。小说里，那位始终笑眯眯的老婆婆是小人物的精神象征，尽管她生活孤单、物质贫乏且疾病缠身，但她的豁达宽厚、乐观善良足以支撑起一个丰富而强大的心灵世界，并用这种姿态与其他级层的人平等地相处。她接受帮助而不是同情，接受认同而不是改变，用一种浅显的满足表达出简单明了的人生态度。赵清雅则是旁观者的代言人，她拥有富裕、高知阶层的典型生活：物质条件充裕，却在情感上缺少支撑力量，以至于常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出于优越感的惯性，她对孤寡老人的同情心若隐若现，从在银行里帮老婆婆放存折与钱到送她回家、再到想替她做点事(“她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去给婆婆买床新被子吧？”)，当读者担心这篇小说会落入讴歌“雷锋式高知女性”的俗套时，最后那碗令赵清雅动容的滚烫的腊八粥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心灵的抚慰是相互的，即使是陌生人，即使是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就高于他人，当我们自以为在高姿态地施予时，应该想到同时自己也在获得。由此，作者以完全开放、宽厚的心态和水平的视角展现了小人物的世界，让读者和赵清雅一样放弃了最初抱有的俯视姿态，不知不觉融合进去，没有拔高或贬低，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有全然接纳，并满怀温暖的感激。

　　其次，在逻辑构成上，作者紧紧抓住人物的具体身份与生存环境，使人物命运的发展轨迹从头至尾带有深刻的“这一个”的烙印。

　　裘山山自己说过，她并非刻意去写所谓的“底层人物”，只是恰好引起她关注的若干个“这一个”都来自底层。小说《教我如何不想他》，也同样讲述了一个陌生人之间彼此温暖的辛酸故事：既是下岗女工又是单身母亲的主人公黄书玲为生计所迫，做了一名兼职暗娼，在此过程中她遇到一个成为“常客”的年轻农民工黄开华，黄开华对她的关心使她不知不觉陷入一种隐隐约约的依恋情感中，直到他出了事故、住院、消失。在此篇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事件逻辑的个性化把握：按照一般的逻辑，黄书玲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受传统教育长大，又到了理性的40岁，应该不会堕入风尘，但在年龄逼人、“双下岗”(下岗并离婚)并承担抚养后代的重压下，她选择了迈出这一步；按照一般的逻辑，被逼良为娼的人都会以脱离苦海为目标，定会寻找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救自己于水火，但在黄书玲这里，她似乎认同了这种命运，不紧不慢地按着生活节拍过着日子，没有怨天尤人，还刻意阻止着情感的萌芽，虽然她也感叹，“在这个世界上，她有父母，有儿子，有兄弟姐妹，也曾经有丈夫，但眼下最关心她的，却是这个陌生人”。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个死心塌地走上风尘路的女子，自我生存权的保证已经降到最低值，任何物质冲动都是奢侈的，但黄书玲在得知黄开华出了事故、住院缺钱时，善良的她经过思想斗争把自己的存款给他送去了。虽然处处转折、出人意料，但每一次推动逻辑发展的力量都是强大的、自然而然的，没有违背人伦常识与人物性格。这正是作者与她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小说人物拥有与众不同却又符合自身性格的逻辑发展轨道；同时，作者又跳出人物生存现状的庸常描摹，让人看到这种个体化的逻辑背后深刻的社会成因。

　　同样，我们可以理解《瑞士轮椅》中由于背负沉重“感恩”包袱而出逃的残疾人，会相信《周末音乐会》里受音乐感染的票贩子的存在，会认同《靳师傅的太阳光》里吝啬老人的阳光选择，因为在小人物的世界里，逻辑构成是具体而细腻的一根链条，是无法用它来拉动历史进步的车轮的，但它坚韧而富于弹性，环环相扣地为人物形象支撑起强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这种个性化的逻辑构成也使作家在叙事中将小局面与大背景的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获得了“同一视角讲述，跳出框架提炼”的自由。而正如裘山山自己所说，她去写他们，不是因为熟悉那样的生活或者有过类似经历，而是情感上的贴近，心灵上的相通。

　　最后，在叙述技巧上，作者在表现戏剧冲突时从铺垫到完成过渡平滑，力求生活化，同时，又借用对比、错位、误会等能将冲突元素集中在一起的手法，凸显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