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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标题:    探究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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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探究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12月06日 10:13  中国青年报微博
严歌苓严歌苓

  无论是写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还是写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作品,作家严歌苓(微博)对自己的文字一直很较真。“在西方,写作有个要求,文字里的信息量要够,此外每句话的背后也得有意义。如果我的文字是这样的,就把它留在纸面上,含金量不够的语言就删掉。”她说。

  经过两年的创作和几度删改,她终于完成了写作生涯中篇幅最长的作品——30余万字的小说《陆犯焉识》。

  写这部作品并非严歌苓一时兴起。因为小说主角陆焉识的原型是严歌苓的祖父,而“陆焉识”这个人物形象已在严歌苓心中“生长”已久:“童年时,祖父的形象在我心中是神秘且伟大的。没有产生将他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意愿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了解他。”

  严歌苓从未见过祖父,这反倒让她觉得他更有“神秘感”:“正因如此,我的想象力才会飞翔,整天见的人可能不会激发我的好奇心。”严歌苓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恰好就读于祖父留学时的大学。

  种种机缘巧合和铺垫,促成了严歌苓把祖父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想法。照片中那位“形象很洋气”的祖父,最终进入孙女创作的故事中。这也是严歌苓第一次刻画一个精英人物。“没想到,它成为我的转型之作。”严歌苓笑着说。

  为使作品更真实,“擅长调查”的严歌苓多次来到祖父曾生活过的城市上海和华盛顿,以及其下放时所在的青海地区。

  最终一个带着祖父影子的陆焉识成形:这位本是上海大户人家少爷的年轻人,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在美国华盛顿留学期间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回国后又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20世纪50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整整改造了20年……

  这部写个人史的小说,并没有以富家少爷陆焉识的美满生活为开端,而直接带读者领略一片草地的改变: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来了一具具庞然大物。那时候这里的马、羊、狼还不知道这些大物叫做汽车。接着,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如此开头,严歌苓是在暗喻:“我认为自然界是平衡的,人和自然是个很大的政治舞台,它们相克相生。陆焉识被流放的地方,原是没有人的,因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些人去了,打破了平衡,至今仍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一次运动其实改变的不仅是人的生命,还有整个草地上的生命。”

  在写作时,严歌苓想超越写人的层面,“有更大的野心”,有超过作品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孩子们,特别是长子,没有什么自由,陆焉识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用一生领悟自由的意义。”严歌苓这样解释整部作品的含义。

  通过写作这作品,她更了解祖父和自己:“我认认真真地读了祖父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知道他当时那样忧国忧民,并企图为国家画一个蓝图。原来我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忧’的人,祖父曾‘忧’过,我父亲他们那代人更是无可救药的忧国忧民的作家。”

  在严歌苓看来,年轻作家比他们自由,因为可以更关注个人的成长经历:“但我们那代人的成长经历是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在一起的,择不出来。”

  严歌苓12岁成为文艺兵,20岁时担任战地记者,经历过情窦初开,也见识过赤裸裸的生死。“小时候就失去家庭的呵护,走进一个集体,他们把我当成年人来要求,这就逼迫我要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面对很多情势。特别是母亲没有在身边给予教导,那对一个少年确实是很大的挑战。”如今回忆起来,严歌苓认为,那时,少男少女刚刚在一个集体共同生活,不可能不发生恋爱,不可能不产生错误。这些复杂的成长经历让严歌苓早熟且变得坚强:“很多时候生活是不会跟你商量的,它只把状况推到你面前,你没有权利选择,只能像军人一样去做。”

  丰富的人生经历,后来让严歌苓的创作顺风顺水,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对她的形容是“多产、高质”。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变化。同时,她十分强调自己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自己的影子。她坦言,“任何一个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都有一点我自己,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甚至是《扶桑》中的恶霸。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素质,和任何人物都要有共感力,如果没有,那这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本书,即自己经历过的。”

  随着创作越来越多,年岁渐长,严歌苓也在发生着变化:“年轻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现在则希望自己写出对的感觉,并不断问自己,你真是这样想的吗?现在需要扪心自问,诚实地写作,而不是矫情地光展示漂亮的文字。”

  真正让严歌苓产生想要创作“史诗性”小说的念头,是她随丈夫到非洲后:“我相信,在写第一句话时,已经给自己定了语调,一旦被打断,很难找回。过去总有许多事情会打断写作,很多次我都觉得找不回来,就放弃了创作史诗小说,但在非洲我有大块的时间,生活也比较清闲,人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看得开了。”

  现在的严歌苓更愿意在作品中分享她直接感悟到的东西,把所有的经历和感悟放到了自己创造出的人物身上。“因为我还找不到其他可以体现我生命的形式。”她强调说。

    本报记者 张黎姣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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