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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写作使我处在幸福之中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12月14日 10:08  北京日报

 

格非格非
格非小说《春尽江南》
格非小说《春尽江南》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微博)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 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

  在迷宫式语言的环绕中,某种神秘的气息笼罩着格非的写作,也成为他种种人生境遇不可解释的终极理由。否则,他如何穿越一层层迷雾由丹徒的农村走到华东师范大学,如何从腼腆少年成长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又如何成为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

  从刘勇到“格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喊一嗓子:“刘勇!”楼道里总会立马冲出来三个人。

  如此三番,中文系的刘勇觉得很沮丧。这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文坛刚崭露头角。他想,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中国该有多少刘勇!他决定为自己取个笔名。

  方式很特别: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于是,“格非”“诞生”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李清照的爹就叫格非。

  直到现在,在一些事情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还习惯于把选择权交给命运。而他的人生,也具有很多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因素,只能将其归结于命运。比如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曾经面临着学木匠还是去种地的选择。

  16岁之前,格非在江苏丹徒的农村,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越规矩。在父母眼里,他比较沉稳,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别 说交际,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从小学上到高中,几乎是一路玩着过来的,学习很轻松。所有人都以为在这样一个成份不太好的家庭里,他是与大学无缘的。

  可以考大学了。

  几乎没有准备,格非高考落榜了。他对上大学没有任何概念,这时反复考虑的是:按母亲说的学个木匠呢,还是在生产队种地?那段时间,他常常坐在院子里发呆,竟有两个月没有说话。母亲没有劝他,只是把舅舅叫来小住,让家里热闹些。

  他为此很感谢母亲,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家。“当我有了孩子,我发现我妈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我小时候她对我的严厉是对的,初中后对我的尊重 也是对的;有烦恼时她不惊动你。我曾经为自己做了错事母亲不知道而得意,其实后来发现,我所有的错事母亲都知道,但她认为都正常。”

  有一天,母亲约来了木匠师傅,吃饭的时候,母亲怂恿格非跟师傅坐在一起,并暗示他给师傅夹菜。他本来已觉得别扭,这时候又听师傅说“你的孩子交给我可以,我可是要打的”,心里一下恼火极了:凭什么还要打?他对学木匠产生了恐惧心理。

  尽管如此,他也只是暗下私忖是否去种地而已。可就在这时候,本来已经翻过去的人生一页,又翻了回来。

  有个中心小学的校长,和格非素不相识。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六公里一路找到格非家。这时,父母都睡觉了,格非还在院外乘凉。校长说,他听说这一年 高考村里没有人考取,这不是孩子的问题。他有朋友在全县最好的中学当教导主任。去中学打听来几个成绩好的孩子,然后挨家挨户找。

  于是,格非拿着校长的推荐信,借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每天跑十几里路读书。亲戚家条件不好,房间很小,离学校又远,少年时期的格非经常生病。但 是他读书读得很好,两个月后,格非在县中学的排名成为全班第一,连老师都目瞪口呆。考大学前夕,镇江市模拟考试,格非名列全市第二。老师对格非说,你回去 好了,以现在的成绩,考大学没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又被父母“撵”回学校,似乎只有待在学校才是高考生的样子。由老师出面,格非住进了集体宿舍,十几平方 米的宿舍住了40多个学生。刚住进去没几天,格非又病了,高考前连续发烧。他硬撑着走去学校的医务室,里面挤满了人。他费劲地挤到大夫身边,用虚弱的声音 说:我发高烧了。大夫是年轻人,没好气地冲他说:“你没看到我这么多人吗?”

  一怒之下,格非离开了医务室。他打听到发电厂有家大医院,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沿着运河往前走。只走了一小半,他再迈不出一步,只好坐在河边休息。

  等到太阳落山,有凉风吹来,格非恢复了一点力气,他没再去大医院,返回学校,他躺在床上,做出决定:不去参加高考了。

  这时,格非的一个朋友劝问他:“明天就考试了,大家都在摩拳擦掌,你怎么还盖着被子睡觉?”格非告诉他自己打算放弃高考。晚上九时,格非的朋友 把这件事告诉学校的教导主任——这是格非平时最恨的一个人,姓罗,是苏北人,个子很大,满脸凶气,从来没见他对谁笑过。他走到格非身边,说了三句话:你知 道范进中举,自古无考场外举人;你父母不在,我要对你负责;你发烧没关系,我找了医生,就在我家等着。格非跟着教导主任去了他家,大夫果然已经在那里等 候,直接给格非静脉注射。格非立即觉得轻快了许多,再喝下两碗粥,退烧了,凌晨一时多,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虽然仍旧虚弱,已能够支撑他第二天的高考。

  因为这次打击,格非的高考受到影响。考完后老师问他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塌糊涂。于是填志愿时,他基本上没有填重点大学。老师建议他最好填一所,万一考中了呢?他随手写了华东师范大学。

  “我觉得生活中总会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助你。眼见着好像不行了,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 对那个年代有很大好感的原因。”这大概也是格非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的原因。格非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拋弃了以貌取人的观点。很多看上 去很恶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的道德感一样很强。

  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读大学,火车上完成处女作

  尽管他认同约翰·韦恩所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可是此时,大学生活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磨难。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格非无数次想着逃离城市,回到家乡。他习惯了爬葡萄藤蔓的茅屋,习惯了清晨被啼鸟唤醒。在《夜郎之行》中,格非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拋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似乎可视作他内心真实的表达。

  他反复地阅读沈从文,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他也阅读德国诗人里尔克,“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里尔克说,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顶住;他读蒂里希的《存在的勇气》,“不顾非存在之威胁而进行自我肯定”。蒂里希说,人要有勇气肯定自己。阅读修正着他,鼓励着他。“所以我从唯美和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支撑力。”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处涌动着热情而执著的文学浪潮。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其中不乏已经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格非裹挟其中,参与并见证了文学激情四射的氛围。常常是一帮人被带到某个人的住处,各路人马会齐,通宵达旦地讨论,不仅是诗歌,小说也是如此,有时有题目,有时没题目,比谁更有想象力。“那时的写作特别放松。写诗一定要别出心裁的,往往是诗一读出来,大家就笑翻过去。”格非说,有时候,他们为一句话怎么表述恰当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是“没有人住的房子总归有人住”,还是“总要有人住”,双方引经据典驳斥对方,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常常以“优点就不说了”开头,直接进入主题探讨缺点,没有人觉得这么说不对。

  “那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创作,各个行业全部打通了,信息量很大。”格非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诗经》里讲“如切如磋”,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作,往往容易偏枯。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格非首次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但是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也从来没觉得这篇小说重要。直到若干年后,有一次碰到《小说界》的编辑,编辑热情地对格非说:“你的处女作还是我发表的。”格非笑道:“我以为你忘了——最好是忘了。”

  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这部作品的产生也很奇怪,而且又是极其神秘。

  “我到浙江调查方言——我不是学语言学的,听同学说要去浙江调查方言,也想参加。跟颜逸民教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可以去打前站,颜教授同意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就参与了这个活动,作为服务队,每个点都提前行动,到了那边联系好旅馆,介绍信一递就没事了,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四处瞎玩。到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头坐在那里补网,就坐下来聊天。老头就跟我们聊村庄的历史,一个村子有九姓渔户,很多人做妓女。我做了很多记录。”

  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旅途寂寞,一个女生便问格非:“听说你会写小说?”格非说:“是啊!”“那你写一篇给我看看?”格非随口便说,行啊。浑身上下摸了摸,发现口袋里装着工作日志。就在这个绿皮的小本上,格非想着让她大吃一惊,写得放松自然,毫无顾忌。他在火车上很快完成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后来女同学睡着了,醒来也没再问格非的小说。他又是个腼腆的人,不好意思给她看。于是这篇小说写完后,再无下文。

  几个月之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全国走访了解文学创作,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王中忱召集了文学社团的师生开了座谈会。轮到格非发言的时候,王中忱让他谈文学的看法,格非不好意思谈;又问他有没有作品,格非提及那篇写在日志本上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说,你抄出来寄给我看看。

  散会后,格非把日志本翻出来,在灯下看完,大吃一惊,自己都觉得特别喜欢。他把这篇小说改了改,用复写纸抄了一遍,寄给了王中忱,很快便发表了。次年,格非受邀请参加青岛的笔会。

  他为此很感谢王中忱。“他很有文学使命感,希望培养更年轻的作者。在笔会上,有特别年轻的作者北村(微博)、迟子建(微博),也有知名的作家北岛。你原来眼前的障碍没了,最优秀的作家跟你在一起,这些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对年轻人也很好。”格非回忆,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人面桃花》:先锋小说退场?

  20世纪80年代,作家潘军曾在三亚组织过一次笔会,聚集了余华、王朔等等诸多著名作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有没有出路?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如《春尽江南》中的秀蓉或者端午。如小说中所说,“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他发现,若干年前的朋友,再见面时已经变了,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很复杂。

  不是渐变,而是突变。很多人拋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无可否认,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90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

  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社会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而非单纯地表达个人经验。格非在“乌托邦三部曲”中对于存在世界的认知和表现,也是如此。他自然也常常面临写作上的困惑。人都是有惰性的,一不留神会滑到以往成功的惯性方法写作。“而且我们这样的年龄,任何微小的改变很难。比如写《春尽江南》,如果我采取这种方法,是否要付出代价?《人面桃花》中古典主义的美在新的写作中要不要延续?叙事节奏和基调怎么控制,要不要尝试速度更快的写作?”他隐约觉得有内在的要求需要自己做出调整。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有一些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 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 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春尽江南》完成后,很多人给格非打电话或发邮件,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 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大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格非被誉为设置故事圈套的高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讲故事”的侧重有何不同?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而目前,格非发现,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以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所以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睡莲》结尾,表达了某种象征性的和解:

  “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如同格非的《戒指花》中将诗歌拼贴进作品中暗含的某种隐喻,这首《睡莲》在《春尽江南》中承担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所呈现的力量。其实最初的诗歌,格非曾经求教欧阳江河(微博)。欧阳江河帮他写的两首诗令人喜欢,“但那就是诗歌,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重新写。写完了之后,欧阳江河跟我说,这是小说家的诗。我请翟永明(微博)看看,她觉得很好,帮我改动了一两个词。宋琳也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句子。这些改动我都采用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作品发表之前,会找最可靠的朋友提意见,而作品一旦出版,所有的交流实际上早已结束。他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

  年轻的时候,有人问格非“怎么不写了?”他会很慌,现在他觉得,写作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觉得写作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随时可以终止。没有“非要写下去”的恐惧,使格非的写作找到相对自由的状态,既充满热情,又相对放松。他对同时代的作家,认识非常清醒:心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如果一年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我的习惯是这样,大脑齿轮转得热的时候写作,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来写,一定有90%的理由说服自己才去写。我不会贸然动笔。”和格非打过交道的编辑,可能多多少少对他有些失望,因为约格非的稿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我知道在很 远的未来不可能给他们稿子。我也希望他们能了解,只有相对充足理由的时候我才写小说。”

  上课、读书与写作是格非人生的三件大事。其中最愉快的是读书,最享受的是写作。每当他要犒劳自己的时候,会拿出半年时间读书;而每天上午是固定的6小时写作时间。写作《春尽江南》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因为他的心总在怦怦直跳,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他,像吸毒一样上瘾。“写作使我处 在幸福中,写完之后又不由得希望第二天早点到来,早一点坐在桌前,这种感觉非常迷人。”(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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