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不快乐的写作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著，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一版，36.00元
日前，梁晓声思想随笔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梁晓声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思想随笔43篇，其中《当“交管”撞上“人文”》等作品是第一次结集出版。作者在书中追问中国，思考社会，其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贯穿始终。
“我关注底层，因为我就出身于底层”
相比于时代，梁晓声更关注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文化知识分子通过人的命运来诠释人和时代运动的关系，这一点和政治家、军事家们是不一样的。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战争片，一个军事家在指挥战争的时候说，‘我们要准备做出五万人的牺牲’。这里的‘五万’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如果具体到现实中、具体到每一个人，具体到他的亲情、友情，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就截然不同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意思。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谈问题时也是如此，他们说的都只是数字。理论家会把事情上升为概念，但是知识分子、尤其作家这种特殊动物，肯定是透过具体的人来看时代。比如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写出冉阿让、芳汀这么具体的人。”
梁晓声说，自己生活中接触的人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相交其淡若水;第二种是与自己感情重叠最多的，中学同学、知青战友、左邻右舍。或许自己早已不是底层，但“他们就是底层，我跟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剪断”。
写时评，不快乐
梁晓声一直都在用两支笔写作。“小说是虚构的文本，作家通过这种文本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可是小说作品只有喜欢读小说的人才能看到。我的第二支笔写了大量的非虚构类文章，每当看到一个现象就写文章发在报上，时效性非常强。也许今天发表了，明天就扔在废纸堆里。可它至少传播了一次。”
一个作家不可以局限于情绪写作。
梁晓声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只要我过得好，国家和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晴朗的;如果我过得不好，整个世界都该受到诅咒”。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事物一定要超越个人感受。“如果一个写作的人看到了贫困、疾苦而没有感觉，那他还写什么呢?作家不可能只是讲故事给你们听的人。”梁晓声要求自己不限于“摆平书桌，进行虚构”。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影响，他坚持不断写时评，为底层发声。
可他又说，自己将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我做了，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写时评不快乐、不愉悦;又要面对媒体，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无论问答，双方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其实心知肚明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曾经我乐于看到自己的博文发表后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的点击率;近来却常常想，发一大堆文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梁晓声“还会写时评，但只在日记里写，不会再发表了”。
做不到无动于衷
写过《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落笔犀利而鞭辟入里，梁晓声说，自己也会有郁闷和忐忑，有时甚至比较严重。面对媒体的很多消息，梁晓声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常常会想：吃的东西安全吗?生活的环境有保障吗?
“看到蔬菜，我们都知道有洗不掉的农药。多泡一会儿再吃就可以了吗?听人说，连树都中毒了。为什么?因为连那片土地都是有毒的。我们还能说什么?不要那片土地了吗?不仅不能不要，还得继续上化肥。作为礼品送来送去的茶叶，不打农药能行吗?”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得成为识别专家吗?”
“夜深人静，我曾经想象自己是国家领导人，但若让我对这许多的社会问题拿出解决办法，我只会觉得无可奈何。想得难过，就点上一支烟。生逢此时代，任何个人、包括上帝本人都不能在短时间内，让这个世界变得顺心一点。一百多年前，全世界人口才16亿，如今的中国差不多拥有彼时全球的人口数。虽然实行计划生育，还是差不多每年会生出一个德国。更不要说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说，自己不是在问普通百姓，因为根本不需要问，他们缺的首先是房子和钱。这个“人”，指的是知识阶层、人民公仆。
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来源http://sdxjw.dzwww.com/wszhc/skxx/201306/t20130619_8568743.htm
您现在的位置： 天作出版网 >> 信息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