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再现流亡文学的景观

闫广英

流亡是二十世纪一种特殊的政治景观，而流亡文学则成为了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尽管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说，流亡文学其实是人类伊始生存处境的一个隐喻，但是不得不承认，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着一系列惨烈的政治风暴，流亡文学才成了一道独特而不乏苦涩文化景观。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些依然贴着流亡文学标签在全世界畅销的图书开始变得面目可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处境日益迈向了普遍同质的生存阶段，当你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似曾相识的面孔的时候，所谓的流亡，还有其真实的意义么？这是我开始质疑那些流亡文学的开始。

诺曼·马内阿，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二战结束后，积极而真诚地投入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建设中，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流亡，现居美国。马内阿早期作品的主题侧重对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悲剧和创痛，对自己和家族所遭遇的不幸；移居美国的马内阿，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独权制度后，又进入了第三种社会制度生活，他的创作主题也从历史的悲剧创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反思，扩展到对后现代化的探索，对人存在的意义的寻求，对自我的追究，以及放逐作家的属性问题等。马内阿的主要著作有：《十月，八点钟》，短篇故事集（1992，1993）;《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论文集（1992，1993）；《必须幸福》，短篇小说集，（1993，1994）；《黑信封》，长篇小说，（1995，1996）；《流氓的归来》，故事性回忆录，（2003，2005）。此次国内翻译引介马内阿的三部作品主要是：《黑信封》、《流氓的归来》（获2006年法国美第奇奖）和《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获1993年美国犹太图书奖）。

马内阿让我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的存在让我意识到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暴君统治仍然在人类的生存中根深蒂固。尽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貌似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明、民主、平等、自由和繁荣的时期，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错觉。而流亡文学也并没有伴随着全球性的文明日益的消匿隐遁，马内阿及其作品的出现彰显了一种流亡的语速，不是放慢的语速，是一种加快的流亡语速。在他的自传中，有位罗马尼亚女诗人谴责他逃离自己的国家：“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 马内阿却回答：“但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在坚持与流亡之间，马内阿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无法判断这两者之间谁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却能清楚，只有选择流亡，去远方写作，他才能说出真相。对知识分子的流亡有着切身之痛的萨义德曾经说，我们都是在远方写作。身在远方的我们，安逸而乐观，沉浸在无比愉悦自鸣得意的轻逸写作中。而马内阿的远方写作衬托出了我们自甘堕落的嘴脸，他告诉我们在另一个远方，另一个世界中真相。其实极权主义无处不在，政治迫害无处不在，不过是换了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而已。全球化时代的暴政往往都以民主的名义迫害，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全球化时代其实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暴政，以物质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以繁荣的名义，以所有真善美的名义把我们的世界同化和同质。当这个恐怖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还能到哪里流亡？

1988年，马内阿因获美国福伯特奖学金，便离开了游荡两年的德国去了华盛顿特区，从此在美国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马内阿在美国仍然坚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很明显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生活的艰难，作品没有读者，长时期的默默无名——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他已经是很知名的作家了。马内阿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谈到过这种感受，他用的一个隐喻性的句子让我印象很深：“他们剪掉了我的舌头。”是的，被放逐之后的作家最深刻的往往就是这点。但是马内阿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语境中仍然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一个流亡作家的风范。正如同样有着流亡的经历的诗人北岛在他的诗歌中所言，在外漂泊，中文是他唯一的行李。语言成为了他们对故乡不离不弃的唯一证言，成为了流亡精神最为明晰的载体。

对现今的许多作家来说，流亡都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标签，一种做作出来的姿态，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誉，甚至是一种炫耀的资本，但只有那些真正有过从暴君的统治下侥幸逃亡出来的恐怖经历的作家才知道，流亡是一种多么苦涩和悲惨的遭遇。

来源http://blog.sina.com.cn/ygy8245